项目进度正常，达到预期效果。亮点：1、与指导老师积极交流
2、研究特点鲜明，研究方法多样，研究理论充分，富有实践意义
3、研究结合时代热点，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多学科融合研究，范围广泛，较为新颖
4、语料选取时间跨度大，具有历时性
5、采用了大量文献查阅提供理论支撑，并进行李子柒个案分析，并进一步进行平台分析

成果：

一、有关TikTok及相关短视频的文献综述

前言：

当今时代，随着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使用者的技术要求越来越低，对其需求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短视频应运而生。短视频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全球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关注。以抖音国际版TikTok 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短视频平台在国际市场上的勃兴，为借助短视频进行对外传播提供了机遇。基于此背景下，本阶段研究我们将通过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以TikTok平台为研究对象，分析该平台的社区舆情状况及用户社区形态，细致地了解该平台对于中国形象及对外传播产生的影响。

TikTok 是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短视频应用，2017 年初，字节跳动开始了在美国和加拿大推广 TikTok 的计划，同年 3 月收购了当地短视频媒体 Flipagram，2017 年 11月，字节跳动以 10 亿美金的高价全资收购海外音乐短视频平台 Musical.ly。以上资源兼并融合后，2017 年 TikTok 以崭新的面貌横空出世。

用户社区形态：

在“美国大学生使用TikTok的行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中，许依萍针对Tik Tok用户的年龄、性别、学历方面，学者许依萍根据相关数据及统计原理，总结出如下结论。据相关数据统计，TikTok 的主要用户年龄层为“Z 世代”，即“95后”及“00 后”。用户群体年轻化。视频拍摄内容则包括跳舞、对口型唱歌、喜剧短片或者参与平台上弹出的挑战等。用户群体集中，易吸引同年龄层的青少年；从性别比例来看，用户男女比例差异不大。而从受教育程度上看，根据学者的统计样本显示，美国大学生用户学历大多达到本科学历。

根据美国大学生 TikTok 使用行为的描述统计，在收集的样本中，一天使用 TikTok 的时长少于 30 分钟的占比为 28.53%，30 分钟到 1小时占比为 26.13%，1 个小时到 2 个小时的占比为 24.8%。美国大学生一天使用 TikTok的时长2个小时到3个小时的占比为 12.53%，3个小时以上的人有 30人，占比较少为 8.00%，说明 TikTok 日活跃度一般。在使用频率调查中，一周 6 次以上的使用频率占比达 41.33％，一周不到一次与一周一次的使用频率占比都达不到 10%，一周 2 到 3 次与一周 3 到 4 次的使用频率占比都超过了 20%，说明 TikTok 拥有一批忠诚度较高的用户群体，而且他们对于 TikTok 的粘性很高，TikTok 几乎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必要工具。

刘明皓针对下载量及用户总量方面，Tik Tok下载量逐渐上升，2020 年，TikTok 已覆盖全球150 个国家和地区，月活跃用户数达到 8 亿。举例说明 2017 年 8 月，Tik Tok 一经推出便风靡海外。软件的下载和安装量曾在美国市场跃居第一位，并在日本、泰国、德国、印尼、法国和俄罗斯等地多次登上当地 App 或 Google Play 总榜单的首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TikTok 在美国的平均日活跃用户数一直稳步上升，至 2020 年 6 月，相关数据与2019 年相较增加了 1.25 倍。相反，脸书、推特、照片墙三大应用的日活跃用户数则一路下跌。字节跳动公司称 2018 年上半年，TikTok 在苹果 App Store 下载量已经超过 Facebook、YouT ube、Instagram 等，成为全球下载量最高的苹果手机应用。

社区舆情状况：

沈霄在对”中国文化”系列短片的文本分析中，根据国外用户评论分析，总结出用户的评论整体上持一种正面的评价，用户的正面情绪大于负面情绪。用户的评论也大多围绕着具体的中国文化展开。除对短片本身的评价，还存在一些和短片无关的评价。如用户宣传美国政治，其内容远远超越短片本身 ，另外还包括一些宣传购物广告。王沛楠从分主题的点赞与评论可以看出，动物主题下的视频在吸引点赞和评论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而颇具中国符号特色的风景和饮食主题则相对缺乏吸引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接近性。绝大多数用户都在某一领域拥有专长。运动主题下用户展示的多为极限运动或冷门运动项目，而艺术主题下的用户多展示木雕、瓷绘等中国传统技艺。相对于纯“素人”，这些拥有专业技艺和才能的用户具备持续生产高吸引力内容的能力，容易吸引海外受众的关注。

针对短视频平台有关于热点话题的内容分析，董文欣提到热点事件是世界各国新媒体都不可错过竞相追逐的目标，通过收集和整理得出，近期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与华相关的热门话题有：新冠疫情、中国制造、仇恨言论等。同时她也提出了有关跨文化类短视频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其一，内容深度欠缺，意义不足。由于自身文化背景的限制，一些跨文化类短视频制作者没有搞清楚对于中国而言外国人的视角究竟是什么，该着眼哪些方面。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国际比较，那只是针对文化符号的展现，未能深入挖掘符号背后的深层含义。其二，符号重复率高，翻译不精准。同类型的主题出现频率过高，导致视频内容出现同质化现象。其三，传播渠道受限，受众有限。虽然有些短视频账号为自己的视频配备了双语字幕，但这些视频并没有全部投放于海外 YouTube 等平台，而是有选择性地上传，这样就导致在海外平台上视频内容更新过慢，内容也过少，直接关系着对海外受众的影响力。并且通过观察YouTube 网站中投放的关于中国内容的视频，评论区仍是以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为主，英文评论属于少数，证明针对投放渠道的不同，符号的选择和制作还是有所欠缺。

余力通过分析对外传播短视频的文本，总结出与华相关的热门话题。主要的主题有中国文化、国际合作、国际交流、国际争议、热点事件。针对对外传播的文本内容选择，他认为应该将着眼点放在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而不是只关注“他国视角”。

方师师分析了Tik Tok上的媒体或记者的国别、类别分步及美国相关账号的媒体倾向性，得出了如下结论。根据统计的数据显示，美国账号最多，有 62 个，其次是英国有 19 个，欧盟国家的账号分布较为均衡，意大利 10 个，法国 9 个，德国 8 个 ；此外，印度也有 8个，表现抢眼。这样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映照了 TikTok上用户分布的国别结构 ：根据相关报告，印度、美国和土耳其一直以来都是 TikT ok 最大的用户市场。从类别分布上看，值得注意的是除个别非常明确地突出自身的机构属性（如非营利性组织 NGO，品牌推广，博客机构，在线出版等）之外，能够清晰界定出是媒体出版商的账号有124 个，占比达到 75.15%，相当于有四分之三强的账号都是媒体机构账号 ；剩下最多的是记者个人的账号。从媒体倾向性来看，TikTok上媒体机构的党派倾向性呈现出较为显著的中间偏左——左倾的取向，而偏右、右翼媒体在TikTok 上开设账号的数量较少。TikTok 一直以来力图建立起一种无关政治的媒介环境，但就媒体机构和记者个人账号的情况来看，该平台上整体的政治氛围偏左倾自由派。这与之前对于社交媒体上何种群体更加愿意冲破过滤泡、进行跨党派意见交往的研究和猜想较为吻合。

李倩在其论文中提出利用短视频讲好中国故事的策略，首先要抓住“草根化”视角，讲述中国故事此前，讲好中国故事主要通过我国的对外宣传活动来进行，自说自话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宣传居多，内容较为刻板生硬，缺乏人文风采与趣味性。在国际传播中，带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宣传活动往往达不到较好的传播效果，人们对于传统的“硬新闻”大多是毫无兴致。在碎片化时代，亲切有创意、体验参与感强的叙事方式更能吸引用户关注，故事中细腻、动人的情感，更能有深度、更完整、人性化地传递信息，引发情感共鸣。其次利用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降低文化折扣。最后，重视输出中国传统文化，讲好中国特色故事。

二、有关YouTube和Facebook及相关短视频的文献综述

前言：

在信息全球化时代，社交媒体、短视频等平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传播作用。在中国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刻，通过高效的手段传播中国故事至关重要。基于此，需对于能起到宣传中国故事作用的各网络平台的社区舆论情况与社区用户形态充分研究并分析出传播中国故事的高效途径和方式。在全球化为背景的新媒体时代，与传统媒体对外传播文化不同，社交媒体平台更加广泛的服务于世界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的人。因此，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研究社交媒体是必不可少的。通关阅读有关短视频平台、Twitter、Facebook等有关案例的相关文献，本文整理了相关综述来研究如今国内研究者视角下外国人对华态度、与华相关热点词汇话题、及所用平台用户情况等内容，为后续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研究打下基础。

通过网络平台对外传播中国故事的受众人群主要是海内外各平台社区用户，本次课题主要以YouTube和Facebook两大国外热门社交媒体为主，研究方向为社区舆论情况与社区用户形态。

社区舆论情况：

中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在中国文化国际社交媒体营销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新闻与传播媒体是中国文化国际社交媒体营销传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社交媒体用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海外华人群体在中华文化弘扬及传播方面的主导性和中坚作用更为突出。国外媒体对我国具体情况（例如中国城市等）了解仍然浅显，但从广度和可信度上更能影响微视频的传播效果，使得中国整体形象更加可信。随着传播主体的重心逐渐向个人媒体偏移，国外媒体的影响力大大降低。在YouTube社区中，世界各地的用户关系紧密，不受政治意识、异域文化的束缚，能够自由发表评论，而且还能够沟通协作，实现互相认同。比如，近期火遍全球的中国网红李子柒，正是借YouTube平台成功“出海”。

第一，舆论倾向。媒体舆论以正面倾向为主，呈现出较为普遍的正面性。这主要得益于我国实力上升，国际地位提高，国外公众媒体以及私人媒体对中国印象改观。通过研究发现，大部分YouTube视频的正面评价都大大超出其负面评价，负面评价数超过正面评价的仅占 6． 87% 。其他学者在对 YouTube 等国际新兴自媒体、社交媒体的研究中指出，环境、民族宗教等议题涉及到的中国形象偏向负面。与之相比，中国在 YouTube 中的文化形象呈现出相对的“正能量”。如张春波在研究YouTube平台传播“Chinese”与“China”提到的独立于西方或与西方抗衡的中国。此类视频大致采用了三种颠倒定见的策略:其一，少数视频通过对西方媒体产品的解码与再编码表达了反抗西方主流话语的强烈意图。其二，部分视频以中国主流文化符号和话语独立塑造中国形象，间接抵制了西方媒体塑造的中国刻板印象。其三，另有约45%的来自于海外华裔的原创视频通过角色扮演，以喜剧反讽形式对符号意义进行争夺，形象化揭示了刻板印象的不合理性，在宣扬民族优越感的同时贬低西方标准。以上视频摆脱了西方恋物癖式的符号表征方式，确立了被表征群体的意义初始界定者身份，通过传播自我认知的中国及中国人形象召唤观众的觉醒意识；媒体舆论以中性倾向为辅。如张春波在研究YouTube平台传播“Chinese”与“China”提到的与西方接轨的中国，将中国社会文化情境纳入意义建构，虽未彻底摆脱西方视角，但展示了中西文化及社会的可沟通性，因此可被视为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协商。核心主题及意识形态概念可分为四类: 一类展示了西方文化的对华传播，将中国表征为西方文化展演的新舞台。第二类视频表征了中方对西方文化活动的主动介入第三类视频突出了中国大众文化“西为中用”的流行趋势，将西方人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和中国文化背景及内容相结合，以普世价值和人性化情感表达，演示中国文化与其他人类文化之间的共性，其中既包括流行音乐和影视节目的转载，也包括展现草根文化风采的视频上述视频大量转载了中国娱乐媒体产品，在符号和叙事形式上推动了中西文化协商的意义表征，但在主题选择上过于集中在影视音乐等大众流行文化领域，一方面难以摆脱将中国人文形象娱乐化和商品化的倾向; 另一方面迎合西方受众品味的内容选择难以彻底瓦解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主导地位；负面倾向仍占重要比例，需引起重视。社交媒体时代虽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来的话语力量对比，但刻板的中国形象仍然存在。传播主体通过媒介传递讯息时，不可避免的会有呈现负面情绪的表达，让受众对于中国国际形象产生负面消极的看法。在YouTube 上拥有最佳传播渠道的个人用户虽有力地挑战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但在构建中国形象的过程中，仍难以摆脱传播信息商业化、娱乐化和单一化的倾向。在负面倾向舆论中，西方迷思下的中国类别下的视频数量最多，以转载和拼贴视频为主，原创视频占少数。这些视频不仅沿袭了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及人文形象的边缘化乃至妖魔化，并且为上述刻板印象提供了草根化乃至中国本地化的“外包装”，以更隐蔽和更具诱导性的方式，对全球受众进行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常识性召唤”。另有部分原创视频以非传统的表意方式及个性化的内容丰富了上述刻板印象的建构，进一步推动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在新媒体平台上的扩张。此类视频大多借用平民叙事或联想叙事来建构中国形象。这些原创视频均不受传统媒体行业准则的限制，不仅缺乏客观真实性，且往往具有强烈的种族偏见。从内容的倾向以及受众的评价反馈来看，文化传播的负面形象主要集中在饮食、体育等方面。中国尽管具有优秀的饮食文化，但 YouTube上展现的中国饮食文化形象仍有较多的且影响较大的负面内容。

根据金泽军的“YouTube意见领袖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YouTube意见领袖对中国的情感态度整体分布较均衡，“积极肯定”比例上升，这反映了世界人民对中国好感度的上升。但具体而言，情感态度因内容而异。政治上，中国的形象较为负面，政治被集权化刻画，而军事力量也让人忌惮。经济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形象在宏观层面是积极的，但微观上，产品存在质量、侵权和翻译问题，手机、鞋等行业仍然比较混乱；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兴事件加剧了“中国威胁论”。社会上，中国的形象是负面的，国民素质有待提高，社会问题复杂多样。文化上，中国是富有魅力、备受肯定的，尤其是在饮食和传统音乐方面。从李子柒等网红的优势来看，均以美食作为传播题材。一方面美食是世界的共同语言，它可以突破文字语言的束缚，另一方面中华美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世界闻名所以美食题材在YouTube上有天然的跨文化传播优势。地理上，主要表现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且地理边界面临军事威胁。

刘玉瑶的“中国文化国际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效果研究—以京剧在YouTube上的传播为例”中提到，张春波认为YouTube视频所表征的中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国际主流媒体一度建构的中国刻板印象，但与旧传播秩序相比，新媒体固有的民主性以及全球地方化的社会发展动力，又为打破旧秩序、解构刻板印象提供了契机。

第二，社区舆情。根据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 2018年8月发布的报告，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看法更积极，在18~29 岁的受访者中有49%的人表达了对中国的正面看法，而50岁以上受访者中只有34%对中国有好感。

Facebook 用户对中国文化形成了积极的情感流露，中国文化对他们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但同时也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导致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意涵“虽传未到”，海外用户并不能按照视频的主导符码意义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反而基于固有认知和生活经验进行议题的再创造。以“外国人在华拍摄短视频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呈现研究”为例，Facebook 用户对 YChina 短视频所呈现的中国文化形象、国民形象、环境形象的态度偏向整体上较为积极正面，而对于 YChina短视频呈现的科技形象，Facebook 用户主要采取协商式解码，对中国科技的发展和应用表示肯定，同时又对科技背后的个人信息监测等问题表示担忧与质疑。在视频呈现的中国经济形象方面，海外用户主要采取对抗式解码，尤其对中国产品品质表示质疑。李沁，史越在“中国文化海外沉浸传播模式”中提到，以 Facebook Live 为例，理性、积极的用户评论和互动，在新华社Face-book Live 产品中并不罕见，并已成为直播内容的重要部分，很多用户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甚至比媒体主动发出的声音更有说服力。很多用户对中国文化产生认同自觉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对安徽元宵节灯笼的直播中，有用户表示看了很多遍，觉得中国灯笼太惊人，很热爱中国文化，并且已把这视频分享给了朋友们。

刘玉瑶在“中国文化国际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效果研究——以京剧在YouTube上的传播为例”中提到，大多数用户对YouTube上的京剧视频做出了较为正面的评价，正面评价主要集中在对中国老一辈及青年戏曲名家、中国京剧表演及艺术、京剧与当下流行元素的结合、京剧教学及京剧艺术发扬等内容。较为负面的评价则大多以讽刺、调侃的方式展开，主要集中在对京剧本身、政治人物、国家政治等的讨论方面，其中由京剧视频“借题发挥”的政治讨论整体较负面。YouTube上的网络用户对于京剧视频的评论比较情绪化，评论态度差异化较为突出。评论中不乏极为偏激的言论，以及和视频本身完全无关的政治性评论，但整体呈现较为正面积极的评论态度。

第三，受众需求。受众的需求有很多方面，娱乐需求、工具需求和情感需求是受众在观看以及分享微视频时的主要诉求。针对受众群体的性格特征和消费习惯，YouTube力推评测视频、教程类视频、视频博客、游戏视频、搞笑视频、盘点视频、开箱视频７类，得到受众的广泛关注。不仅重新定义了视频生产和视频观看方式，也在不断影响和塑造着流行文化。YouTube有明确的用户群体指向以研究YouTube平台传播“Chinese”与“China”为例，大部分样本用户的传播目的也与“公民报道”存在显著的差距。样本个人用户按照视频发布立场、制作形式和主题选择可分为四个类别。其中，“主题类转载用户”最多，意在深度分享影视游戏、流行音乐、体育及社会生活类媒体产品。其次是“非主题类转载用户”，发布视频的目的主要有两种: 一是展示个性， 二是休闲娱乐。以上用户中，专注于政治、艺术及教育类主题较少。与转载类用户相比，原创类用户所占比例极低。“公民类原创用户”在传播目的上最接近我们通常所指的公民记者和文化使者，但此类用户数量最少，且其中多数人强调以西方视角提供“趣闻”，或以海外华人视角关注移民身份的确立。

通过对YouTube上具有一定点击量、较为热门视频的分析可知，其内容主要涉及中国的音乐、饮食、影视、娱乐、习俗等方面，对于中国文化的呈现是多方面的。由于视频分享网站的视听多媒体特性，音乐主题的样本占到了 30.1% ，其中既有中国的古典音乐，也有现代的流行音乐，还有对国外音乐如《江南 style》的中国式改造。影视剧尤其是中国的电影在 You Tube 上也有一定的收看比例，但数量不多，比重约为 8.3% 。饮食文化是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中得到国外受众较多关注的内容；而YouTube塑造的中国形象按孙有中提出的国家形象概念又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及人文地理类形象。其中，人文类形象所占比例最高，集中出现在浏览量样本中，以个人用户发布的自拍视频和转发的影视文娱视频为主，而政治、经济和社会类形象所占比例依次递减，集中出现在相关性样本之中，以媒体用户发布的电视新闻为主；YouTube意见领袖更关注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而较少发布政治、地理相关内容。这符合YouTube平台片偏文化娱乐的属性，而经济的突出主要源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徐翔在“中国文化在视频自媒体的传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YouTube的样本挖掘与实证研究”中提出，在内容类型层面上，不同类型的内容其传播效果也有很大差异。游戏、娱乐、音乐、喜剧等休闲化、轻松化的类型具有最好的传播效果，尽管其帖子的数量并不多; 人物和博客、旅游和活动等类型尽管发布的帖子数量较多，但是传播效果并不理想; 教育类的帖子数量比较多，同时也具有较好的传播效果; 科学和技术、公益和社会活动等类型的内容的帖子数量不多，其传播效果也不佳。以杨莉，李昊东，于海兵，熊益亮的“中医海外自媒体传播现状与对策——基于YouTube的实证分析”为例，从点击数量来看，西方社会的关注点多集中在中医特色疗法上，对于中医理念的兴趣并不高，浏览量前一百位的视频中，中医疗法类视频有 82 个，中医理念类视频仅18 个。而在这些中医疗法类视频中，针灸、推拿、拔罐、食疗等主题出现频率较高。相对的，中医理念类的视频，内容较为单一，说教成分偏多，趣味性不足。相对于 YouTube 网站上动辄上百万点击量的流行音乐等视频来说，中医药视频并不能算热门。中西方在文化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许多国际人士看来，中国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停留在零碎的片面的认识上，所以本能的会在心理上排斥，因此从思想理念、文化产品到文化符号，都存在较为严重的“认知不协调”现象。

而Facebook 用户集中在中国话、中文学习等方面，同时也对中国食物、茶有所关注；Facebook 用户对“中国制造”的讨论较多，品牌涉及到华为、小米、OPPO，且海外用户更加关注产品的质量以及使用感受。沈丝楚、苏文亮（2014），在《国外社交网站使用状况的影响因素———以 Facebook 为例》中表示，个体会否使用 Facebook 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性别；人际关系维持；自我表露与自尊；人格；孤独等等。其中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为人际关系维持。这些因素的不同预测了个体对于 Facebook各项功能的偏好，且反映了个体使用时间、频率、开放程度等方面的特点。Facebook 的使用动机存在显著的跨文化差异，国情、宗教、集体价值观、文化背景等会对个体使用 Facebook的动机造成影响。

白秋敏（2021），在《话语记号与影响分辨：算法推荐对舆论的影响与冲击 ——以 Facebook 的算法推荐模式为例》中表示，算法主导下的新闻传播环境呈现出一种泛陌生化倾向：陌生化主体通过关注、转发、评论、点赞等表达其观点偏向构筑一个个过滤气泡构造意见趋同的社群。在意见交流汇聚的过程中，主体与信息的关联更为密切，但是凭借技术进行互动交流的网民是陌生化的脱离现实用户属性的，形成的舆论则是虚拟时空中类似观点的聚合。

社区用户形态：

第一，受众年龄。个人用户在身份构成上具备一定的多样性，但各群体数量分布并不平衡。年龄分布主要为青年及中年。从 You Tube 的用户年龄分布来看，平台使用率随年龄增加递减，15~25 岁用户的使用率为 81%，居于各年龄段之首，26~35 岁用户的使用率为 71%，位居第二。18～49岁的人群构成其主流消费群体。其用户群囊括大量中青年受众，他们愿意在学习、生活、工作之余，将时间投入到YouTube视频中。传播并制作中国相关微视频的主体，以传播重庆城市形象微视频为例，大都在 18 岁到 54 岁间，特点是具有收入的青年人，这个年龄段的人群，不仅有经济基础，也有发布视频分享生活的习惯，所以是构成个人传播主体的主要群体。这一群体的热情和探索精神有利于对重庆城市形象的深度挖掘，他们所具有的多变的、流行的表达方式也有利于视频的传播效果。

第二，受众国籍语言。YouTube 平台 19.1% 的用户来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北美国家；超八成用户来自北美以外地区，其中亚洲是其用户量来源最大区域，占比为 28.7%；欧洲国家用户占比 23.6%，位居第二。以李子柒海外走红为例，李子柒账号的粉丝中海外受众居多，其中美国受众占比为 30.4%，位居第一，北美意见领袖主导话语权，在发布内容和情感态度上，不同的洲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印度、越南、印尼受众占比分列二至四位；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受众也表现出了浓厚兴趣。英语综合能力与Facebook 使用时间显著正相关。按不同语言统计，英语评论占总数一半以上，汉语、越南语、俄语、西班牙语分别位列第二到第五位，此外还有日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等总共 90 多种语言的受众评论。 此外，评论受到种族和文化观点的影响，民族和文化观点因素也是一个人在接受和回应信息时的一个基本因素，是对刚收到的信息进行过滤和比较的文化秩序和规则。这可能会对接受、拒绝或谈判产生影响。

个人对于别国城市的看法，也能体现出这个国家对于该城市甚至该国家的看法，也能看到别国民众对于我国的真实看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越好，该国国民发布的视频越偏正面，有利于城市形象的塑造及传播。以传播重庆城市形象微视频为例，有关重庆城市的微视频创作者大部分是欧美国籍。79.8%的人母语为英语。欧美国家对于我国情况了解较为欠缺，因此他们进行重庆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优势在于能够消除文化隔阂和编码译码带来的偏差，更好的传递城市形象，加深微视频内容的传播效果；劣势在于有可能在塑造城市形象时带有一定的偏见。以研究YouTube平台传播“Chinese”与“China”为例，来自欧美的个人用户占一半以上，其他则散布于亚洲和大洋洲，位于拉美、中东和非洲的个人用户最少。其中，全球华人用户共占 27% 左右，绝大多数为居住于北美和欧洲的海外华人华裔及港台用户，来自中国大陆的个人用户屈指可数。

第三，受众性别。男性女性在 Facebook 使用时间上具有显著差异。男性的Facebook使用时间明显比女性少。男性意见领袖占主导地位，广泛关注中国领域，情感态度分布均衡，但在具体问题上情感表达更强烈。

第四，社区主体。个人传播主体与媒体传播主体都在社区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周晓叶的“‘他者’视域下的重庆城市形象微纪录研究——以You Tube微视频为例传播重庆城市形象微视频”为例，目前重庆城市形象在 YouTube 平台上的微视频传播主体主要是以个人为主，媒体发布的视频仅占到 3.2%。结合互联网时代特征，随着传播权力的下放，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拍摄视频上传到各平台。在重庆城市形象的构建过程中，国外民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个人成为重庆城市形象建构与宣传的主力军。这种微视频的内容生产方式离不开媒介技术的发达，国外民众分享重庆城市的日常生活或是旅游过程，不仅可以增强受众的城市归属感，也可以从“他者”视域建构重庆城市形象。个人媒体所带来的亲切感与深度体验感能进一步加深重庆城市微视频的传播效果；宋静在“中美社交媒体用户使用与满足比较研究——以微博和Facebook为例”中提到，西方文化整体上突出表现为个人主义文化，尊重个体的独特性，推崇彰显个性。民众敢于并乐于分享独特的价值观念，乐意在网络上暴露与展示真实自我。他们喜欢把自己的真实信息发布到网站上，彰显个人与众不同的魅力。东方人受几千年儒家文化影响，尊崇谦恭礼仪，性格相对内敛，不愿意把自身行为和偏好过多暴露在公众面前。有时候，为了将自我形象塑造的更加完美以吸引受众，不得不适度隐藏真实的自我。西方人在生活中乐此不疲地展示自我，做生活的导演，而大多数中国人则更习惯在生活中扮演观众的角色。微博大多数用户是“沉默者”，更多的是围观，在此次问卷调查的统计中，微博众多对“浏览功能”的使用率高达 94. 29%的比例，“发布信息”仅占了 21.9%，表明微博用户不积极发表言论。而 Facebook 的用户“浏览功能”占 51.79%，低于微博的比例，“发布信息”占了 32.14%，高于微博的比例，这两项明 Facebook 的用户更活跃。微博用于结交网络朋友，而 Facebook 用于维持与现实生活中好友的联系。

根据张春波的“形塑中国”中，样本发布者信息统计得知：最具影响力的发布者群体在构成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个人用户、非西方媒体和西方非主流媒体、欧美主流媒体构成了三个核心发布力量，打破了传统国际传播中西方主流媒体的“一超”垄断地位;其次，三大核心中，个人用户以欧美地区的中青年男性资深用户为主，华人用户也多为欧美地区的海外华裔，并非中国社会生活的直接参与者; 再次，非西方和非主流媒体中积极拓展欧美市场的半岛英文台 ( AlJazeera English) 和今日俄罗斯 ( Russia Today) 在新闻媒体中构成了新的垄断力量。

个人用户发布的视频在浏览量列表中勇拔头筹，说明，YouTube以受众浏览次数决定视频排名的机制使得个人发布视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机遇，打破了媒体机构对信息传播的垄断。其中，YouTube 资深用户所占比例偏高。其中，注册时间在五年以上的个人用户在浏览量上占比更高。发布视频的排名与个人登录频率及发布视频总数成正比。可见，YouTube 网站上同等的传播权利并不意味着平等的传播机遇，获得最佳传播渠道的个人尚未具备“全球公民传播者”在社会文化背景上应有多样性，对于这部分用户而言，中国难以摆脱“他者”的属性。

同时，也存在个人与媒体机构差异不大情况。如在YouTube平台“China culture”发布的主体中，其中属于个人发布的视频有364个，属于机构的视频287个，其中34个不详。国内传播机构主要包括高效传播机构、中外合办文化教育机构、高校合作机构、孔子学院以及文化类非政府组织；国外传播机构主要为文化类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对于国内传播来说，官方媒体由于其权威性和影响力，受众明显多于非官方媒体。因而官方媒体仍然是中国对外传播的主力。在国外媒体中，BBC，CNN由于知名度、可信度高，订阅者和频道观看次数明显要高于其他媒体。以卢兴，郭晴，荆俊昌的“中国体育故事国际传播的显性要素与隐序路径  ——基于国际视频网站YouTube的叙事认同研究”中的中国体育故事传播主体为例，美国自媒体与传统媒体及其他相关机构媒体对中国体育故事都有一定的关注。中国传统媒体与自媒体虽然也对中国体育故事传播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如果从体育文化传播战略维度出发，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三、有关Twitter，推文及相关短视频的文献综述

社交媒体平台社区状况：

对于传播来说，是关于发送者与接收者双位性质的故事。所以要向全球讲好中国故事，就要做到“知己知彼”，了解国外社交平台社区舆情状况。因此众学者在中外网络平台对比、视频分享网站的模式选择、国外视频网站影响因素、算法推荐对舆论的影响、刻板印象、中国形象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窦毓磊（2016），在《Twitter VS 新浪微博：媒体价值传播比较研究》中表示，Twitter 作为移动互联网自媒体平台的创立者 ，Twitter 的发展基于用户的口碑 ，通过提供方便快

捷的移动互联网发布服务 ，用户随时将自己周边的新闻通过手机发布在网上。新浪充分利用自己在传统互联网媒体所积累的品牌优势 ，利用新浪博客的名人进驻微博 ，吸引大批名人粉丝的关注，同时，通过一些新闻性的媒体事件，推动新浪微博的发展。

张译文（2021），在《短视频在国际传播中的运用研究》中表示，一个好的国际传播作品，要在海外用户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因此，落地率尤为重要。应重视增强海外受众的体验感，将短视频翻译制作出多国语言的版本，找到官方的媒体渠道，进行因地制宜的传播。要想短视频在国际上传播广泛，还要学会用国外受众的视角去看世界。不同的文化和背景，可能会导致作品表达内容的理解障碍，但如果以外国友人为第一视角讲中国故事，这样的形式、画面和内容，都更容易被国外网友所接受和认同，也更符合国外受众的阅读和观看习惯。总之，更好的体验才能让作品在海外得到更多的传播。

吴一蕙（2020），在《关于借助短视频营销宣传中国文化的探究》中表示，中华文化在其实质与内涵上本就是具有多元化属性的，而通过多种手段将各类雅俗文化加以有效地汇聚融合，最终全面性地展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美食及服饰文化。因各类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文化环境及历史因素使得文化传播有着广泛的群众受体，但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下，还是要对于现代的时代特征加以融合创新，这样才能使得传统精神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有效地传递。

刘滢、蒲昳林（2021），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社交媒体呈现——基于 Twitter 平台的内容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中表示，媒体在 Twitter 平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呈现大多为中性或正面的情感，但不同国家媒体的态度仍有差异。差异主要与媒体所属国和中国的关系亲疏有关。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津巴布韦是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乌干达是中国的全面合作伙伴，因此这三个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报道往往是中性或正面；而美国长期鼓吹“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崛起与发展感到担忧，因此对理念的报道相对负面。

蒲昳林（2021），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推特平台的网络议程设置效果研究》中表示，Twitter用户在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最容易联想到中国的“国家发展”，他们普遍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为中国国家发展、国力强盛的象征“全球化理念”和“国际关系’’是另两项容易被联想的主题，大量Twitter用户认为该理念是全球化理念的变体，也是中国重塑国际关系的手段。

周翔、吴倩（2019），在《场域视角下 “一带一路”推特传播网络结构分析与反思》中表示，中国主流媒体如何跳出现有的以我为中心、重具体实操的对外传播思路，转而有针对性地从结构层面调整宏观布局和整体传播意识，并结合具体层面针对不同次级场域展开分众传播的路径探索，从而在西方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上更加全面、立体地传递中国好声音，应是当前值得深思的地方。

杨家宇（2019），在《推特上的中国形象自塑：新华社涉推文的话语分析》中表示，新华社应更加深入地开发推特平台的各种功能以增强与其他用户的连接和互动。另外，新华社可像西方主流媒体一样，先从一些软性新闻或者社会运动入手，逐渐在推文中引用一些用户原创内容新华社也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的即时性进行更多突发事件的报道，也可从对用户感兴趣的内容多开展直播报道这种形式，从而吸引更多用户与之互动，或者提高点击率。与此同时，新华社记者也可以尝试开通个人账号与其官方账号进行互动以促进推文的传播。

王斌、李唯嘉（2017），在《社交媒体时代政策性议题的国际传播策略——以Twitter平台“全面二孩”报道为例》中表示，在海外媒体报道中，“人口老龄化”“中国经济下行”“劳动力资源短缺”等词汇成为关注的焦点。2015 年 10 月 29 日，《华盛顿邮报》发推文着力探讨中国为何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文章用翔实的数据说明中国生育率降低直接导致了劳动力数量的收缩，进而阻碍经济发展。《华尔街日报》在其官方网站上也撰文表示，中国实施全面开放二孩的政策，是基于中国现实的考虑。这不仅是一种象征意义的转变，也相当于承认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纽约时报》也发推文称，中国劳动力减少并不是完全由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中国女性的素质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同样造成了出生率的降低。

肖明、易红发（2017），在《社交媒体推特上的中国形象研究》中表示，从数量上看，英文涉华热门推文的数量在逐年增加,表明世界对中国及中国相关事物的关注度在提高。“饮食 ” 成为英文涉华热门推文中关注度最高的主题，超过十分之一的推文都与中国饮食有关。从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四大类议题来看，英文涉华热门推文中政治类主题所占比例最高。英文涉华热门推文总体上的极性以积极正向为主。总的来看，英文涉华热门推文中只有四分之一表现出了明显的情感，从表现出来的情感的情况来看，喜悦高居第一位，然后依次是生气和难过。各年度历时来看，表现出喜悦情感的比例有上升的趋势。

欧亚（2021），在《推特平台的北京国际形象及其传播模式研究》中表示，在传统新闻媒体构成的西强我弱国际传播格局下，中国官方媒体传播的信息接触国际目标受众存在“最后一公里”难题，这导致西方媒体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北京的国际形象，并且往往较为负面；而以推特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提供了“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及可见的“共在”“流动空间”，北京得以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元、立体的文化形象，这的确为北京提升国际形象及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机遇。

吴炳璋（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下美国青年对中国刻板印象研究———以互联网推特中的文本为例》中表示，在根据扎根理论分析得出的八大基本范畴中，信息误导、礼仪意识不足、负面行为、隐私意识薄弱、性格冲突、价值观冲突、文化差异、动物保护意识这八个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当代美国青年对于中国刻板印象形成的原因，中国留学生以及旅客可以根据这几个方面在交际时注意规避语言与行为带来的文化冲突，避免交际过程中使对方出现心理不适，从而造成交际摩擦。

周永金（2018），在《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对外传播力提升策略分析——以央媒 Twitter“特朗普访华”报道为例》中表示，中国特殊的文化符号如“长城”、“《三字经》”、“故宫”和“大熊猫”都有较好的传播效果，相关推文的转发数也是占据靠前位置。所以，我国主流媒体在进行内容的海外输出方面，要充分发挥符号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借助传统文化进行自主个性化编码，在发布推文时多用长城、大熊猫和京剧等传统文化作为标签，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吸睛”作用，打造专属国家形象品牌；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国外受众“解码”的差异性，在了解其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输出符合受众国阅读兴趣和习惯的内容，以此提升主流媒体对外传播的能力和效果。

四、海外主流媒体总结

摘要：海外主流媒体不仅是我国对外展示国际形象的最重要的窗口，更是传达中国信号，刻画中国符号，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最重要的窗口。截止目前，国内的各大主流媒体，包括中央媒体与地方主流媒体等，都已出现在了海外的各大媒体平台上，以各种形式为中国声音铺平传播的道路，构成了“中国声音”在海外传播的主要舆论场域。随着我国近年来对舆论宣传事业的重视程度和施力程度不断提高，海外主流媒体的宣传力度也不断增大，其中更不乏有巨大影响力的成功宣传实践。本次文献综述将列出不同文献对舆论传播领域海外主流媒体成功实践的分析，并给予总结归纳。

关键词：海外主流媒体 中国故事 文化传播 舆论场域

基于舆论场域理论的海外主流媒体研究分析：

一般来说，当代的舆论场往往基于某一特定平台而形成，但海外主流媒体宣传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和题材的高度一致，在海外的推特，脸书等各大媒体平台形成了许多内容和结构都极其相似的舆论场，进而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海外主流媒体舆论场域。

此处注意到，国内对于海外主流媒体这一舆论场域具有多个维度可深入讨论，在收集到的文献中，主体方面对于人民日报的研究最多，中国国际电视台（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CGTN）其次，部分政府部门例如外交部的海外宣传也有兼顾，而地方宣传上尤以上海市的海外宣传最为突出。体裁方面绝大部分集中在新闻上，部分涉及短视频栏目与纪录片研究。这些文章大多基于不同理论展开阐述，归于实践优化探讨方面。

朱溪，宋毅（2017）在《<人民日报>在Facebook上的传播特点分析》中，分析出了人民日报在脸书这一平台上行之有效且大获成功的传播模式：（一）内容发布形式上，以图片和视频类的内容最为主要且占近乎全部。（二）新闻框架方面，中国新闻方面的内容占了绝大多数，涉华新闻与国际新闻相对较少，且这两者之中国际新闻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具有以社会文化领域为主的多领域同时并举、积极参与热点话题舆论意见传播、兼顾趣味性内容等几大特点。（三）内容倾向方面，以报道中国的中性偏正面内容为主，但也具有新闻的平衡性。（四）内容发布方面，《人民日报》兼顾对新闻的客观报道与新闻评论内容，积极跟进重大事件的最新发展，同时也传达中国对此的立场与态度，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五）运营策略方面，重点把握语言策略、受众心理状况与受众地域分布几大方面，且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积极主动发声，争取第一时间报道。基于这些内容，文献也为海外主流媒体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几项建议：坚持受众为重，注重分析、反馈与互动；体现新闻媒体专业性，提高公信力；要完善新闻的报道样式与融合传播形式，优化新闻语言并创新新闻报道角度；坚持严肃性话题和趣味性话题相结合、兼顾高层动态与平凡百姓生活两类内容。

方佳辰（2018）在《中国社会变迁语境下<人民日报>（海外版）话语研究——以“中国制造”报道为例》中，基于话语分析理论，首先对相关话题进行了历史研究、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文本这三方面。其中宏观结构上文章重点研究了框架上的数量、主题、版面、体裁几方面以及话语模式上的体裁分析；而微观文本上文章强调了社会热点词和网络流行语的运用、陈述句和疑问句的应用、修辞手段和表达方式的应用三方面。其次进行了话语实践上的分析，强调了主题视角丰富化、设置内容多样化以及互文性的分析。然后进行了社会实践上的分析，集中强调了相关的报道特点与主题变化的趋势，包括国际化主题的深入发展、“文化浸润”现象的流行和叙述方式的改进，叙述方式的改进又包括主体以受众为主、内涵日常生活化、叙述方式主题线严密与叙述平台更加丰富多样四点。文章又指出，这样的报道特点和主题变化的趋势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其中经济开放为报道提供物质保障、文化多元为报道注入精神力量和媒介融合为报道带来技术支持三方面尤为重中之重。最后，文章对《人民日报》（海外版）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集中提出了三点策略性建议：推送多元精品平衡多种声音、转变传统方式实现融媒体传播以及打造全球化共享化话语平台。

于海青（2019）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故事”栏目叙事特征研究》中，基于新闻叙事学，对《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中国故事”栏目的叙事特征进行研讨。《人民日报海外版》于2017年正式开设了“中国故事”版面并分设三个栏目，其中“中国故事”栏目是最为主要的。根据新闻叙述学理论，“中国故事”栏目具有以下几大特点：（一）叙事者方面，大多是公开的叙事者，且所有文章都以公开的叙事者作为主体进行报道。隐蔽的叙事者与缺席的叙事者作为辅助和补充。这样的叙事者选取极大丰富了故事的真实性与感染性。（二）叙事视角方面，以零聚焦（全知视角）最为主要，内聚焦（内视角）与外聚焦（外视角）补充使用。这样的叙述视角突破了故事本身的时空局限，在增强了故事的逻辑性之余，又可以兼顾事实与主观感情，达到更优的表达效果。（三）新闻内容方面，采用事件性上的核心-卫星事件内容叙述与非事件性上的点线面内容叙述。前者对纷繁复杂的事件内容进行了分割，方便读者理解并达到表达效果的更优；后者有效地将大量抽象化的概念转化成了具体的故事，使新闻故事真实可感。同时采用了新闻序列连接，使得故事的各种要素更加清晰明确，且逻辑更为严密。（四）叙事方式方面，采用了时间上的倒序时序为主、多种叙事时长处理方式结合、单一叙述综合叙述与重复叙述同时并举等方式，符合当代快速阅读的普遍需求又增强了故事文本的层次性；修辞上的多种标题、正文修辞酌情使用，为故事文本增添文学性；结构上的标准外结构与文体上的小说体与超文本文体同时使用，在尽量保证了故事文本的正式性之余又方便了文本与其他媒介之间的联系，方便读者选择。总的来说，文献给出了《人民日报海外版》讲述“中国故事”的三大优势：视角平实，晓畅易懂；精心选材，以小见大；故事化手法，真实动人。

杨柳（2019）在《从编码解码视域看主流媒体在国外社交平台上的对外传播策略——以人民日报推特账号为例》一文中，通过使用编码解码视域理论，分析出了人民日报推特账号具有的议题选择范围广泛，兼具软硬新闻；文本呈现形式丰富，破解单一话语风格；价值意义统一，坚持讲述中国故事这样的三大特点。进而，文章总结出了几条行之有效的国内媒体在国际平台上的传播策略：坚持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树立跨文化认知，追求价值认同；改变传播姿态，融合平台特色。文章同时为海外媒体的发展给出了树立问题意识和强化跨文化传播观念这样的两条建议。

胡清宇（2019）在《政治传播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与国家形象塑造研究——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短视频为例》中，通过政治传播学的概念首先对我国讲述“中国故事”的传播实践进行了理论归纳、历史介绍以及效果评述，强调了“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并指出当前“中国故事”传播受阻的最大原因是缺乏顶层设计。进而提出了传媒工作要通过主体、内容、传播策略、效果四大维度加以考量。文章通过进一步的数据研究，得出了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几大特点：内容上注重社会、人文类故事的讲述，辅以经济成就和军事政治故事；以正能量故事为主，不回避负面故事；着重个人故事的讲述，人民群众是故事的主要来源。方式上故事大多控制在1-3分钟，顺应用户习惯兼具完整性；原汁原味呈现伴随适当说明；旁观者讲述为主，重视自述与互动。文章又通过网友反馈和国家形象塑造题材分析两大部分当的数据研究，总结并给出了一定的传播策略建议：（一）多元而真实，全方位呈现国家形象。（二）多角度与个性化的深度挖掘。（三）互动交流，增强感召力与影响力。（四）优化政策环境以培育优秀故事讲述者。（五）借势“热点”主题引领国家形象塑造。（六）注重情感叙事以拉近传受者距离。（七）以技术创新加速媒体融合发展。其中第四点文章进一步指出要注重社会环境，国际多元思潮影响与讲述者本身这三大方面。

陈珺璐（2020）在《中国官方海外社交媒体平台话语策略及其效果分析——以人民日报推特2018为例》中，首先阐述了推特平台的舆论环境与人民日报推特账号的传播现状，包括数量、形式、情绪偏向、内容等方面。其次，根据新闻话语文本分为文本视角与语境视角这一基本特征，文章对人民日报推特账号上的内容进行了多角度分析：文本视角下强调主题视角，主题分宏观和微观两种。宏观主题包括固定的中国宣传主题与实时新闻主题两大方面，固定主题包括主体上的角色、地域、自然与人文等议题设置与负面新闻的报道，而实时新闻主题则多强调中国对事件的情感立场态度以及相关的政策设置。微观上采用陈述语句为主与多样修辞手法增色。在推特的平台环境下，文章集中于语言精炼、语气平易近人及幽默化表达三点的作用，强调了引用、标签与颜表情这三类修辞。语境视角下分个人语境、背景语境与上下文语境三大角度，其中个人语境强调政治话语上的绝对立场、媒介话语上的相对中立以及大众话语上的贴近生活；背景语境强调开放兼容的国家意志，勤劳勇敢、追求和平的人民意志；上下文语境则根据事件性质的不同随时切换。又进一步通过对人民日报推文反馈的数据分析，得出了有关人民日报推特的海外传播策略及话语特点的总结：文本角度上的注重设置议程，采用新媒体报道方式以及语境角度上的多角度发声，根据时代语境需要变化立场。进一步地，文章给出了对人民日报推特传播的发展建议：政治宣传上中立活泼，包括减少情绪带入、传播方式活泼化、充分发挥文化软作用以及对文化敏感问题的巧妙回应这几大方面；人文宣传上重视善用意见领袖引流、在传播中倾入真情实感、多样的报道方式以及加强与受众的互动这四点。

杜诗瑶（2021）在《主流媒体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视频传播策略研究——基于人民日报在YouTube上的视频文本分析》中，分析了主流媒体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中的传播策略：以多角度自塑与展演丰满立体的国家形象；以短视频传播形态迎合全球受众的碎片化媒介接触习惯；以情感传播策略引发受众情感共鸣；以微末叙事讲述百姓故事。但是同时也发现一些问题，如一定程度上我国主流媒体对外传播的有效受众具有局限性。从整体上看，视频的观看量较少，有一部分视频只有几百次的观看量，说明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仍有不足。文章强调新媒介的发展推动着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新叙事方式的诞生。呼吁主流媒体应继续转变传播话语方式，基于不同文化语境创新传播策略，贯通自塑、他塑与共塑，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之路。

藏新恒，陆欣然（2019）在《利用短视频做好对外传播——基于CGTN和RT优兔英文主账号的探讨》一文中，强调了短视频在海外文化传媒中的优势作用，运用数据分析得出了CGTN在海外媒体平台上的传播特征：数量大、以国内新闻为主、内容上以社会民生为主，涉及公众较多、正面新闻与负面新闻数量持平、时长普遍较短。基于此事实，文章进一步为海外传播媒体，尤其是短视频媒体的传播给出了策略性建议：一是坚守格调，培育媒体公信力；二是强化时效，精简表达，科学配置主页栏目；三是以“民”为“本”，放眼世界，强化与受众的连接。

杨凯，聂国娜（2019）在《中国故事短视频对外传播叙事策略———Facebook 平台 CGTN“一带一路”主题短视频分析》一文中，对脸书平台 CGTN“一带一路”主题短视频的叙事特征进行了分析，归纳得出：叙事文本上，主题涉及范围广，以资讯、交通和经济类报道为主；系列报道、消息报道和专题报道并存，大数据赋予报道新形式；存在多种语言符号，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同时使用，声音符号与画面符号相互配合。叙事主体上采用多视角、多主体结合使用。叙事视角方面，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交替使用；内外视角兼具；一元和二元视角占比过半；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并存。同时，文章指出了CGTN叙事上存在的不足：叙事主题比例失衡，且无明显标签栏分类；叙事符号运用不成熟（多语种、画面质量、超文本模式）；叙事主体数量和身份较为单一，影响新闻叙事的真实感；缺乏复合视角，叙事视角多元化有待提升。进一步地，文章又为提升叙事策略提出了四点建议：丰富短视频主题，细分栏目，讲述多样化故事；利用媒介技术和复合视角，增强短视频观看体验；叙事主体身份多元化，让受众参与讲故事；建立多语种账号矩阵，提高叙事到达率。

王永霞（2020）在《CGTN 法语频道如何在海外社交平台提升国际传播力——基于 2019 年 CGTN 法语频道脸书平台内容报道分析》一文中，阐明了CGTN在脸书平台法语频道的四个突出之处，即新闻报道为根基，特色移动直播报道、精品原创短视频产品以及运用丰富的报道模式。又进一步为CGTN的优化发展提出了五大发展建议：（一）加强品牌意识 ，建立更加醒目特色的标识系统。（二）加强议程设置能力。（三）“巧”用编辑力 ，进行差异化传播。（四）深耕用户，逐步成为意见领袖。（五）建立多账号多平台矩阵化传播。

范芊芊（2021）在《中国主流媒体海外社交平台短视频对外传播研究——基于 CGTN“YouTube”英文主账号报道分析》中，文章首先分析了主流媒体在海外的传播状况，指出了中国主流媒体后发但奋起直追的特势，又分析了海外主流媒体短视频的传播优势与不足，进一步点出了短视频才是海外主流媒体传播发展的未来这一种观点。通过新闻框架理论，文章对CGTN在YouTube平台上的传播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得出了结果：内容方面覆盖方面较大且以政治新闻为主，海外观众最为关注的则是医疗健康主题，且纪实性报道占绝大多数；主体方面中国新闻与国际新闻数量今以持平，但效果方面中国新闻效果远胜于国际新闻；消息来源方面官方权威媒体、一般民众与专家学者三者位列前三，可靠性与真实性兼具；事件偏向方面中立、正面、负面报道数量相差不大，正面报道数量相对居多基本符合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报道方式方面以电视新闻与PGC短新闻占绝大多数，且PGC短新闻深受海外观众喜爱；报道类型方面新闻资讯类占了绝大多数，观点类和纪实类占比相近列在其次；视频时长方面2分钟以内的视频占绝大多数，有利于最大程度的吸引海外受众，提高受众的互动量。就传播效果来看，这些短视频中偶有爆款或较高热度短视频出现，但总体来看浮动较大，视频质量与热度层次不齐，有待提升；热度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抗疫事业方面，且热度最高的前十个短视频大都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并且都是记录疫情期间所发生的微小的暖心事。总的来说，CGTN在YouTube上的短视频传播具有积极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破除西方媒体谣言与污名化以及报道重点突出，善于利用他者视角的优势，但也有着媒体品牌特征模糊，国际新闻报道能力弱与深度、批评类报道较少，主页宣传类栏目居多的缺陷。最后，文章提出了克服宣传思维与注重平衡报道的两项建议，又给出了品牌化建设、在地化运作与讲究传播技巧的三项策略。

王彬（2021）在《中国外交部门的推特公共外交研究》中，强调了传播学对公共外交的重要影响，并且指出了推特公共外交的目的是软实力的塑造这一点，进一步指出推特的快速发展以及推特的简明性、快捷性是进行推特公共外交的坚实支撑，并给出了推特公共外交的优秀案例。文章阐述了中国外交部在推特上进行公共外交的历史，又分析了外交部账号的发展现状，指出个人或办公室账号的发展胜于使领馆账号发展的现实，点出了个人账号在原创推文内容方面的优势，尤其是在热点议题方面和叙事形式内容方面上的创新。文章又基于推特平台的特性对外交部账号的影响力进行了数据分析，得出：在数据方面，主要个人账号的影响力远胜过外交部大量使领馆账号，已经形成了一定梯度；主要议题方面，推特公共外交的内容和时事密切相关，且相关议题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总的来说，外交部推特公共外交已然形成了一定网络。基于这些，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推特公共外交具有主体快速建设、技巧主动创新的特点以及对推特使用策略在受众群体和相关账号方面的一些不足，指出中国推特公共外交在西方舆论限制、社交媒体路径依赖和文化背景异质方面的宣传限制。文章最后指出中国海外媒体平台公共外交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体系化建设，如针对性平台宣传战略构建和政策构建等。具体来说，文章给出了规范推特公共外交主体、培养特色公共外交资源和推进社交媒体公共外交路径创新三条建议，更点出了注重海外网络舆情和坚持中国公共外交特色发展的重要性。

邓建国（2017）在《讲述小而美的中国故事——Sixth Tone的融合对外传播》一文中，首先阐明了中国外宣发展的现状，并基于此提出“小而美的新型融合外宣媒体”这一模式的优势，并给出了澎湃新闻旗下的“第六声”（Sixth Tone）这一优秀案例。文章指出，这一媒体的特征在于内容根植中国、传播社交驱动、目标受众年轻化、新闻采编轻捷化四点。而这一模式的创新之处和核心优势在于国际化采编队伍与中国式管理的融合、故事呈现上的多媒体融合、中英文新闻生产的“中央厨房”模式（即中文报道经过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记者编辑的编译，或改写或补充采访增加内容而成为可读的英文报道，通过新媒体平台分发出去的模式）、新闻选题上的中外融合四点。

张咏华，王立俊，扶黄思宇（2018）在《地方对外传播媒体的传播路径研究———以上海外语频道为例》一文中，指出了上海外语频道在对外传播方面的几大优势：第一，海外合作方面，做到了与国外主流媒体与海外华文媒体的不同合作，并通过出售节目来达到进一步的宣传；第二，节目结构内容方面，有效突破了文化差异的限制，做到了节目结构上的中外合作、选题创新、节目视角审美适应国际受众习惯和专业评判标准、聚焦中国社会热点问题、表现手法适应国际习惯这几方面；第三，双轨并行，利用上海这一中国国际形象展示窗口的特点，实现国内国际文化传播双轨并行，从节目内容和节目摄制模式方面实现国内与国际文化传播的有效对接。从节目播出数据来看，这一模式效果十分优秀。

江慧（2020）在《<中国３分钟>的跨文化传播经验研究》中，运用视觉修辞、视觉符号等理论，集中分析中国网推出的微视频栏目《中国3分钟》（英文名：China Mosaic）在海外宣传方面获得的成功及其优势、原因所在。文章首先从视觉媒介的技术特征、视觉文化的现代特征、视觉化受众广泛的特征三方面延伸说明短视频在对外传播中的优势所在。具体来说：视觉媒介的技术特征方面包括当代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语言媒介向视觉符号的回归及当代影像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新型传媒模式对视觉与感官的延伸；视觉文化的现代特征方面包括视觉文化的转向与新媒体化和视觉文化融入跨文化传播；视觉化尤其是影像受众广泛的特征则有着数据支撑。基于这些内容，文章对《中国3分钟》的传播内容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内容上，以政治和文化主题为主；主体上，政治人物与基层百姓占比较大；视觉元素方面，几乎每期节目都有对图片或照片的使用，影像资料占比极大，动画与图表信息占比也较大。基于此，文章总结出了这一节目的视觉特征：热点事件的选择方面，避免形式主义，聚焦国内外高度关注的时事内容以及文化主题；内容主体的把握方面，媒体、企业、个人、民间组织的力量形成整合，多元主体齐头并进，形成聚合传播的新局面；节目思路逻辑的整理方面，更多的运用到影像资料，且视觉元素与修辞情境相互结合。在视觉修辞方面，《中国3分钟》栏目有以下几大优点：指示符号设置明确，情感鲜明；像似符号设置具有层次感，形象式、图表式和比喻式三类像似符号相互结合且各有表达侧重；规约符号围绕节目特色设置，结构性与内容性表达双轨并行。在视觉建构方面，节目重视修辞情境中的语义、语境建构，象征行动中的＂辞屏”选择以及身份建构中的文体（此处指特色文化）表意，总的来说实现了以小见大的表达效果，在微观叙事和结合国情叙事方面尤其突出。文章进一步指出，这样的视觉模式形成了一定的视觉说服建构：形象立体化建构方面通过认知性和标记性达到形象与主题的完美结合；认同性建构方面重视情感建构，强调休戚相关性营造和“知点”（即图像呈现的情感）与“刺点”（细节内容）的结合两方面；跨文化联系建构方面重视从“编码”到“解码”的完整过程，着重点出了符号化过程和降低“文化折扣”两个重要节点。最后，文章基于这些内容，文章为短视頻参与对外传播提出了一定的展望与建议：拓展多元化传播渠道，增加视觉场域互动感，包括借力国外社交平台、与本土视频平台的学习与合作、顺应互联网移动端的发展趋势并在云智能方面发力、突破传播主体单一化进而形成信息生态链这四点；创新多模态中国概念，丰富视觉“在场”感，包括创新中国概念传播视角、趣味性与叙事性兼具、抽象概念具象化这三点。文章更进一步指出，短视频传媒可以借鉴网络纪录片创作，促进内容精品化制作，兼具情感上的亲和力和内容上的吸引力。

庞敏（2020）在《中外合拍“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国家形象构建研究——以中央电视台为例》中，强调了纪录片尤其是中外合拍的纪录片对于国家形象构建的巨大作用，并阐述了央视中外合作摄制的情况与历史发展。中外合拍纪录片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存在于几大方面：（一）题材方面，囊括全面，以历史文化类题材为主、社会现实类次之、自然题材类又次之。分别来看的话，历史文化题材大致包括大型历史题材和传统文化题材两大类；社会现实类分别归属政治、经济、社会民俗等领域；自然题材虽然受限于技术问题，但自然保护方面的纪录片也饱受欢迎。（二）叙事方面，包括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叙事手法三大方面。叙事视角方面，讲求综合运用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有机结合；叙事结构方面根据内容不同选用时间线索、空间线索和联想式三种不同的叙事模式；叙事方式方面强调y以情感烘托故事氛围及以悬念强化故事情节。（三）话语方面，强调了对话思维对于纪录片摄制和形象构建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选题和视角方面对话的重要性；从跨文化角度和公平角度指出了对话内容的侧重性；又分别对不同的合作对象进行分析，阐述了具体摄制中不同合作对象之间的合作方式与跨文化交流、情感交流。最后，基于跨文化视域，文章对中外合作纪录片的“中国题材”纪录片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培养跨文化人才，提高国际营销能力；在多边题材中突出中国故事；树立文化自信，保持求同存异的合作态度这样的三条建议。

总的来说，海外主流媒体的宣传事业总体来说依旧是以政治性主题新闻的正面宣传为主，但也不乏对“中国故事”的讲述，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宣传更是所有海外主流媒体纷纷深耕的一点。但我们依旧需要看到，就文本方面来说，大多数文本相对平实且贴近生活，偶有修辞进行点缀。这种方式固然能够最好地寄托视频主角的情感，但如若过度追求真实性而导致文本表达不地道，不能适应海外受众的文化环境以及表达方式，那么再优秀的文化宣传最后都不能落到海外观众的心中，只会成为空中楼阁。但与此同时，过度追求适应外国环境又会导致故事与情感失去很大一部分的真实性。因此如何平衡两者就成为了最主要的问题。如今大多数海外主流媒体宣传都已经突破了“宣传栏”模式，但接下来如何防止疫情时代所带来的“隔阂”影响到中国故事的普及，并且能够进一步地将中国故事以不同环境下的地道表达讲给全世界的所有人，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或许我们应当不仅限于在外文文本中使用部分外文修辞，也可以模仿外国一些成熟经典的文体来讲述中国故事，但这也需要相对水平更高的外文能力。在这方面，我们明显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1]沈霄.“看”中国:作为“他者”的国家形象建构  ——基于Facebook“中国文化”系列短片的文本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第39卷(5): 146-154

[2]陈默,杨卓睿.TikTok风靡海外原因探析[J].新闻战线,2021(05):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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