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优秀成果展示
家庭语言政策与儿童文化认同建构
发布时间:2017
项目名称 家庭语言政策与儿童文化认同建构
项目类型 创新训练项目
学科类别 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项目编号 201710451523
立项年份 2017
联系QQ号
项目组成员 姓 名 年 级 专 业 是否主持人
李秀锦2015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第一主持人
指导教师 姓 名 职 称 研究方向
刘媛媛 讲师 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
学术成果

李秀锦,刘媛媛,2016年, 题目《家庭语言政策与儿童文化认同建构——两例民族志研究个案报告》,发表于《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

无附件上传

项目简介 本文依托Spolsky(2004)语言政策模型,以及Darvin和Norton(2015)的语言投资模型融合,通过对两例民族志案例的分析,探讨家庭语言政策对于儿童文化认同建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语言政策对儿童文化认同的建构产生直接作用,家庭的语言投资和语言管理行为,折射了父母对子女文化认同的规划。虽然向往“国际化”,但两个家庭都积极维护子女的本土文化认同;国家语言政策对家庭语言政策产生隐性、间接影响。
项目特色与创新

本研究将家庭视作社会生活中连接国家与个体的桥梁,突出家庭语言政策的重要性,同时,将Splosky2004)的语言政策研究模型,与Darvin Norton2015)的投资新模型融合,帮助更好理解家庭语言政策与儿童文化认同建构之间的关系

项目成果

家庭语言政策与儿童文化认同建构

——两例民族志研究个案报告

李秀锦 刘媛媛

 

摘要:本文依托Spolsky(2004)语言政策模型,以及DarvinNorton2015)的语言投资模型,通过对两例民族志案例的分析,探讨家庭语言政策对于儿童文化认同建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语言政策对家庭语言政策产生隐性、间接影响,而家庭语言政策则对儿童文化认同的建构产生直接作用,家庭的语言投资和语言管理行为,折射了父母对子女文化认同的规划。虽然向往“国际化”,但两个家庭都积极维护子女的本土文化认同。

关键词:家庭语言政策 文化认同 民族志

Family Language Policy and Its Effect on Children’s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Two Ethnographic Case Studies

Li Xiujin  Liu Yuanyu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language policy model of Spolsky (2004) and the language investment model of Darvin and Norton (2015),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 of family language polic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cultural identity by using ethnographic case study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has indirect and implicit influence on family language policy, whil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plays a direc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family’s language investment and language management behaviors reflect the parents’ planning of their children’s cultural identity. Although longing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both families protect their kids’ native cultural identity actively.

Key words: family language policy  cultural identity  ethnography

1. 引言

当前学界认为,认同是一个多元、动态的概念(高一虹, 2007Norton, 1995),是在日常的语言活动中协商建构起来的。文化认同是认同的下属概念,文化是其重要的构成因素。这是因为,文化包含了一套某一群体共享的信念和原则,使这一群体区分于其他群体(Festenstein, 2005)。同时,语言是文化认同的外在表征(Joseph, 2004),是文化认同的重要表现手段(刘双, 2000陈新仁, 2008)。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深,给我国带来了有利的发展机遇;同时,西方文化传入我国,对我国本土文化产生不小的冲击。这种语言和文化生活的矛盾,引发了我国语言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从“‘多快好省’地培养外语人才,学好英语”到“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考察,充分体现语文作为母语学科的重要地位(高一虹, 2015)。语言“情感依存,身份认同”的隐性文化职能(李宇明, 2014),开始获得语言政策研究者的关注。那么,语言政策如何对个体的文化认同建构产生作用?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以家庭为单位,采取民族志方法,探讨家庭语言政策与儿童文化认同建构之间的关系。

    家庭语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 FLP),指的是在家庭中如何管理、协商语言的学习和使用(King et al.,2008: 907),属于隐性语言政策。作为社会中的基本时空单位和首属群体,家庭语言政策近年来成为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领域(李英姿, 2015Spolsky, 2008。谢克特和贝利(Schecter & Bayley, 1997)指出,当一个社会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和文化接触时,家庭的语言选择是其认同的表现,而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其建构某种特殊认同的过程。兰萨(Lanza, 2007)将家庭视为一个拥有自己的语言使用规范,自己的言说方式、行动方式以及语言信仰的共同体(community);施瓦兹和沃斯基科(Schwartz & Verschik, 2013: 3)认为,家庭处于语言政策研究的“中间层面”,是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的汇聚点。本文认为,以家庭为单位,考查儿童的语言学习及其文化认同建构,可以为我国语言政策制定者提供可靠的参考意见,帮助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实现我国英语教育与母语教育的 “共赢”发展。

2. 语言教育、语言政策与学习者文化认同建构

  目前,将语言教育与文化认同结合的研究,多针对大学生以及成年人(Blackledge & Creese, 2016Chowdhury, 2016Moss & Faux, 2006;张正东, 2006;宋伊雯、肖龙福, 2009; 高一虹, 2014韩海燕, 2014),没有考虑语言习得关键期(5-13岁)(段胜峰、吴文, 2014)与文化认同形成关键期(6-14岁)(佐斌, 2000)儿童的语言学习状况,且不把语言政策作为显性的考查因素。家庭是儿童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家长对儿童的语言学习起着不可或缺的引导作用,这在中国的父母身上表现尤其明显。同西方家庭相比,中国父母更愿意每天训练孩子的读写能力,或者给孩子提供一个适宜阅读的环境,并在周末或者放学后给孩子报辅导班,帮助提高孩子的读写能力(Chao, 1996; Xu, 1998)。

    当前,针对语言和文化习得关键期儿童,将家庭语言政策和文化认同结合的研究尚不多见。在国内,王玲(2016)探讨了父母的语言意识形态对家庭语言规划及儿童最终语言情况使用的关系,结果发现,父母的语言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决定家庭语言政策的实施,对儿童语言的掌握情况具有直接影响,且儿童社会化程度越高,父母的语言意识对儿童的语言使用状况影响越小。余华(Yu, 2016)将中国杭州的中产阶层家庭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民族志的方法,探究其中国经典古籍和英语的学习情况。结果表明,父母的语言意识形态类似于“常识”性知识,并不受国家语言政策的直接影响。虽然家长们希望通过读经来培养孩子的传统文化素养,但由于个人发展需要和国家需求的引导,他们最终都偏向了英语学习,致力于将孩子培养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人”。在国外,Schwarz 和Verschik2013)著有一本研究家庭语言政策与儿童语言学习的论文集,通过不同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家庭语言政策与儿童双(多)语能力和双(多)语,双(多)文化认同建构之间的理论关联,结果发现,所谓“成功的家庭语言政策”并没有规律可循

    本文认为,将斯波斯基(Splosky, 2004)的语言政策研究模型,与达尔文和诺顿(Darvin  & Norton, 2015)的投资新模型融合,能够帮助更好理解家庭语言政策与儿童文化认同建构之间的关系。Spolsky(2004)的语言政策模型包括语言实践(language practice)、语言意识形态(language ideology)和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三个方面。其中,语言实践指在不同语言和语言变体中,选择使用某种语言的习惯性模式;语言意识形态对某种语言和语言使用的信念;语言管理则是指任何意在调整或影响语言实践的具体措施。Spolsky的语言政策研究模型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家庭语言政策。我们将家庭特殊的语言教育活动,如早、晚的故事阅读,或为子女报名参加语言辅导班视为“语言管理”;将家庭日常交流中对语言的选择视为语言实践;而父母和子女对某种语言的地位、作用的理解,视为家庭的语言意识形态。

     由于本文意欲探讨家庭语言政策对儿童文化认同建构的影响,因而,还需要一套关于语言与认同的理论框架。作为语言投资概念(investment)的延续,DarvinNorton2015)的投资新模型满足了我们的理论诉求。Norton1995)将学习者对目的语学习的付出比喻为一种的投资,认为当学习者投资一门语言的学习时, 他们会获得范围更广的象征性和物质性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转化为不同的资本(capital),帮助促进他们的认同建构。资本的类型包括: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和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经济资本即人们通常熟悉可直接兑换成货币的资本类型;社会资本指人际关系网络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社会制度形式, 如家庭、阶级、部落等;文化资本指借助教育传递的文化物品;符号资本是对上述三种基本形式的资本的认可, 是制度化、合法化了的权威(芮晓松、高一虹, 2008: 92)。Darvin Norton2015)的投资新模型包含四个因素:投资,认同,资本和意识形态,其中,投资处于认同、资本和意识形态的交叉点。意识形态是“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它组织并稳定社会秩序,同时确定融入和排它的模式,并将某些观点,个体和关系处于优势或边缘地位”(Darvin & Norton, 2015: 44) ,它引导个体的语言投资行为,进而对认同建构产生影响。此外,学习者在语言学习上的投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象征性和物质性的资源”,还因为“可供性或可感知的好处”,即:他们拥有的先期资本能够为他们下一步的学习提供可能性。

    可以发现,这两套模型存在着对应关系。家庭的语言管理,特别是参加语言培训班,可以被视为一种语言投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让孩子获得某种特定形式的资本,如文化或符号资本。而家庭的语言意识形态,如重视某种语言对于提升孩子社会地位、帮助孩子融入某一群体的功能,即是Darvin和Norton(2015)模型中意识形态的具体化。最后,家庭的语言实践,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建构认同的行为:“任何语言行为都是认同行为”(高一虹、李玉霞, 2013:279),“个体为自己创造语言行为模式,使自己与想要认同的群体相仿,与自己想要疏远的群体有区别。”(Le Page & Taboret –Keller, 1985: 181)。

3.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它要求研究者在自然的环境下,深入参与到观察对象的日常生活中进行数据收集,对其进行长期的深入观察与记录。民族志研究以个体案例为研究对象,从个案中抽离出主题并进行理论框架的归纳与分析,以从个案中得出普遍规律以证明结果。本文选取两组家庭作为个案,进行了长期的观察,通过书写观察笔记,录音等方式记录参与者的生活。两组家庭均为中国某三线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一个简称为S家庭,另一个简称为R家庭),均具有为儿童投资语言学习的“经济资本”。本研究的观察工作起始于20149月,从家长们互相推荐特长班开始,结束于201610月。在此期间,研究者分别对SR家庭进行了细致的观察,除了日常生活的频繁接触外,还包括5次特殊场合下的观察,分别为:2015年底SR的班级演出;20163月复活节活动及聚餐;20163月和20169S外教课;20165月家庭采草莓活动;20168R组织的家庭聚餐活动。为了能够更好的展现出观察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动态性特征,在观察期间进行了两次集中的采访:第一次是在2016年复活节活动的面对面访谈;第二次是在2016926日,通过微信进行的语音访谈。

 两个家庭的父母均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学以上)。SR年龄相仿,均就读于当地的公立机关幼儿园。根据国家语言政策的相关规定,这所幼儿园不允许未满六岁的儿童学习识字,不开设国学课程,仅背诵符合年龄的儿歌,也不允许开设英语课。S的妈妈是博士,大学讲师,有海外留学经历,爸爸是国企职员。S妈妈主张让S学习英语,并专门请英国外教进行一对一教学,学习地点在外教家,而且经常带着S参加外教组织的西方节日活动。R的妈妈就职跨国公司,爸爸为国企职员。R的小名具有中国传统的带有吉祥祝福寓意,有过短暂的外教英语学习经历,后因年龄、时间等因素中断,但R母亲并没有放弃让R继续学习英语的念头。

4.家庭语言政策与儿童文化认同的建构

    案例一:规划清晰的双语教育与S的文化认同

在S家庭中,母亲对语言教育有着自己的见解,进行着有序的语言管理和长期的投资。S父亲非常看重母语教育,同时又认为英语教育是新时代个人发展的必需,在2016年9月的访谈中,他谈道:“在这个时代,不会开车就等于没有腿,不会英语就等于半个文盲,英语真的挺重要的”。S家庭选择英籍外教对S进行一对一的英语教学,花费昂贵。母亲声明,目的是为了能够让S体会西方文化,开拓思维。在S出生一个月内,她的英语名字就确定了,由S母亲的美国朋友给取的,表达了对孩子以后能够优秀、快乐的祝福。英文名是S家庭与国外朋友沟通时,S自然的指称,整个家庭对此都已习以为然。自从S四岁半开始系统的学习英语,英文名就成为她日常生活的称呼之一。后来,甚至幼儿园老师、小朋友们也以英文名称呼她,让她在班级里中有与众不同的感觉。班级里有个孩子是澳大利亚籍,大家也多以英文名称呼他,S与他,很多时候,被老师组成生活和学习的对子。S母亲对S的英语学习有着明晰的规划,附加在英语学习之上的想象认同(imagined identity)也相对清晰,那就是一个“国际公民”。

S的英语学习始于2014年10月,经过长时间的语言浸泡,S2016年初开始在某些场合使用英文对话。她遇见外国友人可以做到主动大方打招呼,很自然的用英语介绍自己,在游戏中不小心碰到别人,也会自然说“Sorry”,平时也会不自主的哼出英文歌。因为父母对S的语言学习比较重视,注重英语意识的培养,长久以来,S的母语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外国文化的影响,其本土文化认同受到了一定的冲击。S非常喜欢阅读迪士尼公主故事系列,曾经跟妈妈说,遗憾自己的头发不是黄色,可能做不成公主了;在2015年底的班级表演中,R妈妈送给S一套清朝的“格格”服作为表演服,S非常喜欢,但最后还是选择了迪士尼经典动画《冰雪奇缘》中Elsa的冰雪套装,表演起了Elsa的角色。然而必须指出的是,S希望自己是黄头发的事情引起了妈妈的警觉,她同研究者说道:

孩子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种族和外貌是改变不了的,而且我们天生就是黑头发啊。我觉得这很危险,就立刻告诉她,白雪公主也是黑头发的呀,每个人的外貌都不一样,没有可比性,就好像你永远不能长得和某某(S的一个男孩朋友)一样。能不能当成公主,不在于头发的颜色,而是看你是不是勇敢、坚强和热爱小动物。你看你的朋友都是黑头发,对吧?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黑头发的

可见,S的父母中国文化和民族认同是非常坚守的。这一点在家庭语言生活中表现为他们对S母语教育的重视。S妈妈对母语教育也有着稳定的投资和管理,她每天都在睡前给S讲中文故事,包含西方的经典故事译本以及中国的经典故事,且在选择读物上有着严格要求, 她在20169月的采访中说,“我一定选最经典的,语言最优美的,它的思想性、它的可读性,它的语言优美度要有一个高度”。从这里可以看出,S妈妈在语言形式或者语言作为文化和思想载体的功能上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希望可以通过读物给孩子一个好的语言影响。在日常的幼儿园学习中,学校会依据中国的古典故事举办一些专题活动,比如“西游记专题”,在这项专题活动中,S能够认识到该专题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典故,并表现出非常强的兴趣去参与活动。这种兴趣也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延续,S父母同孩子一起阅读儿童版西游记,观看相关的动画片。16年国庆期间,幼儿园有为期一个月的“我是中国娃”活动,S也因为好的表现受到表扬。在访谈中,S妈妈声明,自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把S培养成一个“国际公民”,或者,“具有国际视野,又深谙中国文化的新时代公民”,正如她在2016年9月访谈中指出的那样,“她要有自己文化的根,又可以是一个空中飞人,想去哪就去哪,自由的,很容易融进别人的环境,很自然地和不同的人交往,她获得一种‘自由’”。可见,这种“自由”,是建立在由中文和英语所带来的经济、文化和符号资本之上的。

    案例二:按部就班的语言教育与R的文化认同

    R家庭虽然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但R父母并没有对R进行有意识的英语教育,也没有专门的语言管理行为。R的小名取自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美好的祝愿意义。她的衣服也多来自中国儿童服装品牌“汪小荷”,服装特点是展示中国古典文化。R和 S同时在15年底参加班级表演,R母亲为她准备“格格服”,R给大家表演了“格格步”。同时,R妈妈也期望给R取英文名字,要求是既要好听,又要具有同中文名字一样的寓意。从2016年3月复活节找彩蛋活动开始,一直到第二次访谈(2016年9月),这期间R妈妈一直在给R寻找一个合适的英文名。在中国语境下,英文名字是认同的标志之一,是连接名字拥有者的现实与想象中的身份的桥梁,能够使这两种身份合二为一。选取英文名的这种行为,可以体现出学习者拥有想象社区中身份“模型”的一种认同(Gao et al., 2010:9)。可以说,家长为孩子选取英文名,是对孩子的一种“想象身份”的表达,R母亲的这种行为,表明她对孩子也有一种国际化的期望。然而,受语言的限制,R家庭并不能给她取一个满意的英文名,这也表明,在英语学习以及与英语学习相关的“想象身份”的建构上,他们是模糊的。

    R曾经学过半年的外教一对一课程,然而,由于时间、精力以及学习进度不理想等原因而中断,在英语学习的投资上,具有不持续性。R母亲认为,三线城市缺乏语境,学习英语的效果不会太好。然而,由于R对英语表现出极大的兴趣,R母亲也一直考虑给她报名学英语的事情,但他们的重心放在母语学习上。在2016年9月的访谈中,R母亲提到,

   “我上上周的时候,陪R去上了一节(英语)试听课,她依然很感兴趣,但是因为她现在正处在学拼音的这个阶段,后来在校老师就建议我说,晚一个学期去。能把拼音的这个巩固以后,不要跟音标混了以后,然后让她再去学。就是在学校英语课(小学三年级)开设前半年让R学英语

    这表明,R父母对孩子的语言学习也有着清晰的规划,他们的家庭语言政策是结合语言实际的学习和使用情况,跟着学校教育的节拍,以母语学习为先。这样的家庭语言政策的形成,一方面受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直接影响,小学一年级学拼音,三年级开设英语课;另一方面,是受R父母语言意识的影响。R妈妈在访谈中提到,自己虽然是某市本地人,“但我们在家里坚决不说土语,只说普通话”,可见其重视普通话作为中产阶级语言的符号资本功能。此外,R的父母均认为,英语学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语言交流能力的学习”和“语言书面阅读的学习”。交流能力的学习要请外教,但却“跟现行的教育体制完全不搭接”;“书面阅读”能力的学习才是以后真正能用到的能力。而对于一个生活在三线城市的孩子来说,“可以较晚一些学习英语,以后能基本交流就行了”。重视英语书面语的学习,这也是当前中国大部分家庭的语言政策。

    R家庭对她的英语学习规划,是一种“按部就班”的语言管理,这样的特征也表现在她的母语学习上。R妈妈没有刻意让R去学习国学,“有一搭没一搭的读”。R会跟着哥哥一起在家听“国学机”里的东西。R家里有很多的课外读物,只要孩子喜欢,妈妈就会给孩子买,在家里任何地方“就可以随便抓起一本书,能够做到随时随地的阅读”。但是,由于R妈妈精力有限,陪孩子一起阅读的时间很少。除了在幼儿园学习儿歌外,R大部分的汉语学习就是跟着哥哥一起读书,用iPad听睡前小故事,或者听国学机里的东西。父母对R的母语学习也没有特别的规划,但是比较注重她的语言表达能力,比如说话流利程度,表达思想清晰程度等。即便是要加强母语的表达能力,比如写作能力,R父母一般情况下也会选择培训机构训练孩子。在日常生活中,R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兴趣,又对西方的文化充满着好奇心。无论对中国的“格格”,还是西方的公主,她都有兴趣去接触,没有明显的偏向。从R的语言行为中,看不出西方文化对其她的文化认同的冲击,换言之,她的文化认同,正在按部就班的语言学习中慢慢形成,没有表现出区别性的特征。

5.讨论

    本文以家庭为单位,探讨了家庭语言政策与儿童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案例一S家庭实行双语教育政策,儿童表现出双语双文化认同的特征。案例二R家庭以母语学习为主,英语学习呈现不连贯性,儿童的母语文化认同稳固。这两则案例从微观的家庭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行为入手,反映出家庭语言政策对儿童文化认同建构的影响。

    首先,父母的语言意识形态引导其对子女语言学习的投资,以及相应的语言管理,这对儿童文化认同的建构产生直接影响。换言之,家庭的语言投资和语言管理行为,折射了父母对子女文化认同的规划。如S家庭认可英语全球通用语的地位,亦重视母语的隐性文化职能。他们期望能够通过获取英语所附带的文化和符号资本,来帮助S成长为“有自己文化的根的国际公民”。对其母语和英语学习的投资,外教课程和精选睡前故事等语言管理行为,对于语言和文化认同形成关键期的S产生了直接影响。英语学习对她的本土文化身份认同确实产生了冲击,但这是建立在持久、显性且刻意的语言文化输入的基础上的。在父母的小心引导下,S本土文化认同的核心保持不变,逐渐建构起一种双语双文化认同。而R家庭重视作为教育语言的普通话,仅将英语作为一种特殊语境下才会使用的交流工具,这样的意识形态使其在日常语言实践中坚持使用普通话而非本地语言,不对英语学习进行积极的投资和管理。虽然R亦有机会接触英语及西方文化,但她的文化认同并不因这有限的接触而受影响。

    其次,国家语言政策对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是隐性、间接的。在访谈中,S和R家庭均未提及国家语言政策,正如余华(Yu, 2016)的研究显示的那样,中国父母按照自己的理解或常识来管理家庭的语言实践。如S和R家庭并不了解国家的语言政策,但他们通过幼儿园了解到六岁前儿童不应识字,因而,都没有对其子女进行专门的识字教育;R母亲听从培训班老师的建议,让R先学拼音,再学英语。同时,虽然国家要求,小学三年级才开设英语课程,但S在四岁半就开始了英语学习,R也在幼儿园阶段学习过半年英语。这表明,父母的语言意识形态对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远超国家显性的语言政策。然而,国家语言政策的影响也不能忽略,它通过管控教育机构的语言教育政策和实践,间接对家庭产生影响。R和S在幼儿园的母语文化学习延伸到家庭语言生活,R家庭围绕学校教育,按部就班的语言管理等,都是国家语言政策影响的结果。同时,我们应看到,国家语言政策的隐性、间接影响也可能是与被研究者的年龄有关:这一阶段孩子的语言学习,不以考试或升学为直接目的,因而,家庭的语言教育多处于自发、试探性阶段,不易受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如高考改革的影响。由此,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制定需考虑:除了对学校的语言教育进行政策文件性直接干预,还应如何更好地引导家庭的语言教育?毕竟,家庭语言教育对儿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最后,家庭语言政策对儿童本土文化认同的建构是积极维护的。尽管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特征,我国的语言生活日趋多元,且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强国强已为目标的英语学习热潮从未真正消减,但本文的研究结果再次验证了众多学者的结论——英语学习不触及学习者民族认同的核心,不侵蚀学习者的文化认同(陈新仁, 2008高一虹, 2013)。R妈妈为R和S准备格格表演服S母亲强调黑头发一样可以作公主,“我们中国人就是黑头发”,以及两个家庭对母语教育的重视均表明,家庭语言政策对儿童本土文化认同的积极维护。这种维护是自发、主动的,并不是国家语言政策自上而下实施的结果。这让我们看到,家庭语言政策在国民文化认同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总之,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通过两个家庭案例,探讨家庭语言政策对于儿童文化认同建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语言政策对于儿童的文化认同有直接作用。未来的研究可关注家庭语言政策自下而上影响国家语言政策制定的可能性,以及国家语言政策如何更好引导、影响家庭语言管理和实践,以帮助构建我国和谐的语言生活。

   

参考文献

1. Blackledge, A. & Creese, A. 2016. A Linguistic Ethnography of Identity: Adopting a Heteroglossic Frame [A]. In Sian Preece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272-288.

2. Chao, R. K. 1996. Chinese and European-American Mothers’ Beliefs about the Role of Parenting in Children’ s School Success [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7.

3. Chowdhury, Q. H. 2016. Construction of Heritage Language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A Case Study of Two Young British-Bangladeshis in London [A]. In Sian Preece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476-490.

4. Darvin, R. & Norton, B. 2015. Identity and a Model of Investment in Applied Linguistics [J].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5.

5. Festensrein, M. 2005. Negotiating Diversity: Culture, Deliberation, Trust [M]. Malden: Polity Press.

6. Gao, Y. H., Xiu, L. M. & Kuang, W. 2010. “I Want to Be a Captain of My Own Heart”—English Name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by English Majors in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J].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Biomonthly) 33.

7. Joseph, J. E. 2004. Language and Identity: National, Ethnic, Religious [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8. King, K. A., Fogle, L. & Logan-Terry, A. 2008. Family Language Policy [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2.

9. Lanza, E. Multilingualism in the Family [A]. In A. Peter and W. Li (eds.). Handbook of Multilingualism and Multiligual Communication[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7.

10. Le Page, R. B. & Taboret-Keller, A. 1985. Acts of Identity: Creole-based Approaches to Ethnicity and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 Moss, k. & Faux, W. V. 2006. The Enactment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Student Conversations on Intercultural Topics [J].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12. Norton, B. 1995. Social Identity: Investment, and Language Learning [J]. TESOL Quarterly 29.

13. Schecter, S. R. & BayleyR. 1997. Language Socialization Practices and Cultural Identity: Case study of Mexican-descent families in California and Texas [J]. TESOL Quarterly 31.

14. Schwartz, M. & Verschik, A. 2013. Successful Family Language Policy [C]. New York: Springer.

15. Spolsky, B. 2004. Language Polic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 Spolsky, B. 2008. Prospects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Navajo language: A reconsideration [J].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lerly 33.

17. Xu, Hong. 1998. Young Chinese ESL Children’s home literacy experiences [J]. Reading Horizons 40.

18. Yu, H. 2016. Between the National and the International: Ethnography of Language Ideologies in a Middle-Class Community in China [J]. The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25.

19. 陈新仁,2008,《全球化语境下的外语教育与民族认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 段胜峰、吴文,2014, 生物语言学视野中“儿童语言习得关键期”推析[J],《外语学刊》(6)。

21. 高一虹,2007,“想象共同体”与语言学习[J],《中国外语》(5)。

22. 高一虹,2013,《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与自我认同发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3. 高一虹, 2014,“对话的交流者”--英语学习者认同典型模式的新发展[J],《中国外语》(2)。

24. 高一虹,2015,投射之“屏幕”与反观之“镜子”--对中国英语教育三十年冷热情绪的思考[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1)。

25. 高一虹、李玉霞,2013,《语言与认同》[A],载《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M],祝畹瑾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6. 韩海燕,2014,中国语境下的身份焦虑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27. 李英姿,2015,家庭语言政策研究迫在眉睫[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2日。

28. 李宇明,2014,语言的文化职能的规划[J],《民族翻译》(3)。

29. 刘双,2000,文化身份与跨文化传播[J],《外语学刊》 (9)。

30. 芮晓松、高一虹,2008,二语“投资”概念述评[J],《现代外语》(季刊)(1)。

31. 宋伊雯、 肖龙福,2009,大学英语教学“中国文化失语”现状调查[J],《中国外语》(6)。

32. 王玲,2016,语言意识与家庭语言规划[J],《语言研究》(1)。

33. 张正东,2006,中国外语教育政策漫议——外语是把双刃剑[J],《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1)。

34. 佐斌,2000,论儿童国家认同感的形成[J],《教育研究与实验》(3)。

 

 

 

 

 

 

研究心得

从这次研究中体会到了研究成果取得的不易,并真真切切体会到真正科研过程。在本次研究的过程学会了很多,首先,做研究要仔细,不能急躁;其次,一定要有依据,不能凭空猜测;最后,一定要学会享受做研究的过程。

无附件上传